台灣「誰該洗碗」貼文為何成網路熱點，引爆女性怨氣與「父權創傷」討論？
↑圖上說明： 一則關於洗碗的貼文，意外在台灣網路上引發討論
劉子維BBC中文記者
在家裡誰該洗碗？——這個經典命題最近再次成為台灣網路上的熱門話題。
近日一則關於「丈夫不想洗碗」的貼文引發熱議。文中男子自述10多年前的經歷，稱婚後多來年經常因為洗碗分工而與太太爭執，將自己「不願洗碗」歸咎於「不想失去媽媽的愛」，並表達出期望太太複製原生家庭中，母親一手包辦廚房家事所帶給他的「被愛的感覺」，但太太並不想照做，作者因而感到悲傷失落。
有關說法引來大批網友聲討「不洗碗男」，說「他需要的伴侶是『家政婦』吧」，批評他是「媽寶男」；也有人對他表示不屑：「不過洗個碗，到底能跟創傷扯上什麼的理性與感性。」
有學者對BBC中文分析稱，台灣性別不平等現象依然存在——雖然女性地位在公領域顯著提升，但在家庭等私領域，女性仍然要負擔更多責任。因此「誰做家事」多年來仍是容易引起爭執的話題。
「洗碗」文為何引發爭議？
事實上，貼文是男主角2022年出版了一本心靈成長書籍的部分章節。書籍講的是有關他使用「薩提爾成長模式」認識自己的歷程，「洗碗事件」就收錄於其中。最近協會開辦新的工作坊，將這一章節重新包裝成網路文宣，經轉發後意外引起討論。
原作者描述，兩人吃完太太煮的飯後，太太會期望他去洗碗。「我不習慣、也不喜歡洗碗，但在她的要求及理性的說服下，我勉為其難的洗了，」文中男子說。作者答應太太洗碗，眼淚卻不自覺流下來，「當我不得不承諾要洗碗時，彷彿是幼年的自己失去了媽媽的愛，接觸到很深的失落和悲傷。」
他說，透過心靈成長課程學到的自我覺察方法，分析自己抗拒洗碗的念頭從何而來。他發現過去的自己將「不用進廚房、不用洗碗」與「媽媽的愛」劃上等號。在原生家庭中，他不需要進廚房做家事，他原本希望能在婚姻中「複製這樣的愛」，「期待我的太太也能對我這麼做」。
在這篇1400多字的「洗碗」故事中，作者最後找到了洗碗的「新的意義」，稱「它代表著我對太太的體諒和愛」，這又讓一些網友感到不滿，認為作者看待家事的心態，仍然抱著「家事是太太份內事」的父權思維。
意外成為討論焦點後，協會已將原文從網路刪除。作者隨後在個人頁面回應稱，「為文字與意思未精準貼合深深地致歉」，強調自己不是替不洗碗找理由，「也沒有『使用父權意識去壓迫女性』或是『情緒勒索另一半』」。他澄清曝光家務事的用意是分享自己學習成長的過程。
許多網友仍感到忿忿不平，紛紛藉此抒發自己對家事分配、傳統價值、性別平等議題的看法。
女人的家事 VS 男人的家事
也有網友稱這是「買一台洗碗機就可以解決的事」，但學者認為沒那麼簡單。
「買了洗碗機，那誰要把碗放進去？」台灣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張晉芬說。
她指出，家務的問題是在於「你要不要參與？」，即使有方便省時的家事工具，責任歸屬仍存在明顯的性別框架。
張晉芬2007年發布並被多次引用的論文指出，洗衣、烹飪、育幼被認為具有女性特質，容易被歸類為「女人的家事」；修理壞掉的家電、居家修繕等，則被視為「男人的家事」。由於「男人的家事」在生活中出現頻率較低，因此性別化的家事分工，女生註定會負擔更多家務。
她說，現代職場女性能付錢減輕家務壓力，例如將小孩送往課後安親班，或購買外食減少烹飪洗碗時間等，但這些育兒、洗衣煮飯等「女人的家事」，仍然被期待由女性來完成。
現代雙薪女性只是多了「用錢解決」的選項，能讓自己不要付出實際的勞動力，但仍無法擺脫「這些家事由女性負責」的社會期望。
這種性別定型也反映在教育系統裡。在1990年代以前，男學生上工藝課，女學生上家政課。之後，隨著性別平等觀念逐步推展，教育部取消男女分科，所有學生都必須上「家政課」以及改名為「生活科技」的工藝課。
在台灣南部一所國中國中擔任家政課老師25年的林老師對BBC中文說，她剛開始教書的頭幾年，偶爾遇到男學生表示「我爸爸說進廚房是女人的事」，但隨著性平教育和社會風氣轉變，現在同學們不論性別，對於家政課縫衣服、煮菜等項目，都興致勃勃地參與，覺得比閱讀紙本書的正課來得有趣。
但林老師坦言，不管學校教育怎麼與時並進，孩子對於家事分工的認知還是更取決於家庭教育。
「我在課堂上問學生，家裡誰負責做家事？一直以來的得到的答案都是：由媽媽主導。」
為何職業婦女怨氣更大？
「早期的媽媽都是心甘情願，默默的。現在都是雙薪家庭，你有在賺錢、我也有在賺錢，家裡是大家的，當然就必須要分工。」育有一雙兒女的林老師說。
美國社會學家霍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的《第二輪班》於1989年出版，她指出當代職場女性白天在公司處理公務、下班回到打理家務，回家持續上「第二輪班」。
目前台灣雙薪家庭約佔六成，但家事的責任仍受「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價值主導。根據2019年台灣主計處資料，35至44歲婦女每日平均從事無償家庭工作的時數，是同年齡男性的三倍。
台灣大學社會系2023年一篇碩士論文也顯示，在家庭中，妻子家務貢獻度整體高達71.22%，以性別意識程度強弱分組，贊同傳統價值的女性，負擔八成以上的家務，而最在意性別必須平等的女性，也還是要做六成的家事，無法與男性真正平分。
該論文也揭示，當女性家務貢獻程度增加時，性別平等意識較高的女性更容易感受到不公平。
回顧台灣女性平權發展歷程，1970年代，經濟快速發展，女性就業率顯著提升，改變了傳統「女主內」的女性家庭角色。女性雖走出家門，但中研院調查顯示，1991年仍有62%民眾贊成「男性養家、女性顧家」的性別角色區隔。
1990年代，台灣社會發生多起震驚社會的性別暴力事件：不堪丈夫長期家暴而殺夫的鄧如雯案、為婦女參政權奔走期間遭殺害棄屍的彭婉如案⋯⋯等等案件，在輿論高度關注下，保障及提升女性權益的修法陸續推出。
2016年，蔡英文當選成為台灣第一位女總統。女性當選立法委員的佔比，從2008年的30.1%開始，每屆逐漸增加，2024年女性當選者佔41.6%。
根據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發布的性別不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 ,GII) ，該數值越小，代表該社會的男女發展越平等，台灣排名全球第7名，同時是亞洲第1。緊接在後是新加坡排名第8，南韓16名、日本23名，中國49名。
台大社會系碩士劉蒞關於家務分工的論文指出，雖然台灣在政治、經濟等公領域繳出亮眼成績，但從其他指標細看，在性別分工、婚姻、生育及照顧、家庭義務等四個指標上，台灣的性別意識形態並沒有明顯比日本、韓國、中國平等。
已婚者對家務事的態度，可以從中研院2020年公布「家庭動態調查」進一步了解：對於「丈夫的責任是賺錢養家，太太是照料家庭」的說法，已婚男性「同意」或「非常同意」的比例為20%、女性則為10%，顯示台灣男性對於家庭性別角色分工的看法，仍較女性傳統。
家事分工如何更平等？
學者張晉芬指出，男女婚後的家務分工，是複製從原生家庭中學習到的模式，因此改變「家務分工性別化」的關鍵仍在於：男性必須有意願從事洗衣、煮飯等被視為「女人的家事」。
她指出，具體實踐的方式是從小培養，教育孩子有性別平權意識，父母也要多要求小孩從事不同類型的家事，跳脫「家務性別化」的框架，例如讓兒子去晾衣服、叫女兒去換電燈泡。
台灣行政院在2012年成立「性別平等會」，旨在推動破除性別刻板印象，是台灣第一個性別平等專責機制。2016年該機構曾發表男性穿著圍裙洗碗的文宣品，傳遞「願意分擔家事的男人是重視性別平等的具體表現」。
教家政的林老師也觀察到，近年來，越來越多影視作品，男主角會下廚、做家事，展現出與過去不同的、正面的居家男性形象。 她說，自己樂見未來能看見性別角色更多元的呈現。
在政策層面，西方國家的做法也值得參考。
性平意識領先全球的瑞典早於1974年將「育嬰假」改為不限性別的「父母育兒假」，提高父親參與意願，現行雙方各有90天的育兒假，就算不使用也無法轉讓給另一半，確保雙親都要負擔育兒責任。此外，在孩子滿8歲之前，瑞典雙親也能夠依法減少的工作時間。
但有民間團體認為，台灣朝向國際性別平權「第一梯隊」邁進還有漫漫長路。
婦女新知基金會指出，雖然從行政院公布的2024年台灣性別數據看到，男性使用育嬰留職停薪的比例達到四分之一左右，但仍有高達約四分之三的育嬰留職停薪津貼是女性申請。
婦女新知發文指出，「追根究底，（台灣）低薪資高工時的就業環境也是家務照顧分工以及職場難以落實性別平等的重要關鍵」。 也有民間團體認為，台灣在育嬰假法規與制度上的改革，以及立法院是否能推動降低工時等相關修法，都仍有改進空間。
【轉載自BBC英國廣播電台】2025年1月10日